邵鹏｜大变局下亟需更好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邵鹏教授在《国家治理》周刊撰文指出，新型举国体制是历史与现实有机结合的伟大成果，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使新型举国体制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指出，在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和重大创新领域，要“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新型举国体制在诸多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体现在科技创新领域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方面。

但是，在当今对新型举国体制的讨论中，却出现了一些容易误导大众的错误观点，如“举国体制落后时代论”“两弹一星模式不适用芯片业”、甚至“警惕科研举国体制”等极端言论。对此，要深刻认识和正确理解新型举国体制形成的历史和现实因素，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从而使新型举国体制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亟需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当今国际局势和世界发展大势作出的重大判断。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范围内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加。

在世界经济普遍衰退的背景下，“中国崛起”尤其令人瞩目。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同时也承担了更加重大的国际责任，这是令西方社会不解的“中国经济发展之谜”。中国模式与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粉碎了西方主流社会关于“中国崩溃论”的论调。而实际上，“中国崛起”是建立在新型举国体制基础之上的，这一现象突破了西方理论界固守的“诺斯悖论”，在西方发展模式之外提供了新的选择，让西方一些政客和理论家们不愿接受，由此极力对中国的崛起进行打压。

近年来，特朗普政府推行单边主义，公然违反美国在世贸组织的国际义务，对中国、墨西哥、加拿大、欧盟以及印度等多个经济体挑起贸易摩擦，对世界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冲击。同时，美国相继退出或宣布退出各种层次和领域的重要国际组织或条约，包括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卫组织、巴黎气候协定和伊朗核协议等。以及当前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相继出现了对我国高科技企业堵截打压的现象，如中兴事件、华为事件等。种种举措均在试图通过破坏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格局以维护美式霸权。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一次“大考”。目前，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防范疫情失误，极大地影响了世界经济复苏进程。欧美各国疫情防控的现状与中国新型举国体制的抗疫成就形成了鲜明对比，并体现了两者的模式差异。一些西方政客故意丑化中国，提出了“阴谋论”等观点并进行各种炒作，把疫情的蔓延“甩锅”给中国，这些攻击性行为给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带来了巨大不确定性。

当前世界范围内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演进，将驱动人类进入“智能时代”。新的技术变革使得传统产业逐渐产生了“归零效应”，同时也推动人类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发生转变，人们的工作开始向更能体现出创造性和人文精神的领域发展。可以说，科技改变世界格局、改变社会结构、改变国家定位的功能愈发凸显。

因此，面对政治、经济、科技、信息和生物等诸多领域的风险挑战，我国亟需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将我国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可以说，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这是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问题。

新型举国体制根植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党的伟大历程

新型举国体制适应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是符合现代国家治理模式的创造性成果。

首先，新型举国体制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治国理政思想和实践的有益因素。中华文明的重要特质是数千年大一统的延续性，即大国政治、大国规模的统一性为文明之常态。这一传统的举国体制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无论是在抵御游牧民族入侵的军事行动、治理洪水的水利工程，还是在平衡南方与北方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统筹农业与商业、资本的本末关系等方面，国家和政府均起着主导作用。同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也强调社会自组织的功能，尤其是发挥地方乡绅的作用。政府并未全面取代社会与市场，政府与市场对立的情况也并未出现，政府、社会、市场三者之间相互合作、相互平衡。

其次，救亡图存是近代中华民族最为紧迫的任务，必须要从农业国家转变为工业国家。在向工业文明转型的进程中，需要以国家组织和社会动员方式实现高度的组织化。与西方社会“早发内生型”的现代化模式不同，中国的现代化模式是“晚发外生型”，需要大力赶超西方国家。新中国举国体制的根本目标正是国家的工业化，这一目标也只有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才能够迅速实现。在这个意义上，举国体制不仅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且也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有益因素，具有深层次的文明连续性意义。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和优良传统。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树立举国一致的抗日阵线”和“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走中国工业化道路”，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的体现。新型举国体制正是在继续发扬这一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

新型举国体制的提出，建立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功历史经验基础上，总结出了“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基本经验。可以说，在新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的历程中，无论是核心技术攻关、重大工程建设，还是精神文明建设和应急管理体系完善等，举国体制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及其现实成就

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均需要有不同形式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与之相适应，并且要尊重本国的历史传统等因素。构建和发展新型举国体制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时期承担新的历史使命，发挥新的历史作用，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用的互动协同，促使国家治理朝着精细化的现代目标前进。

新型举国体制是指以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为最高目标，科学统筹、集中力量、优化机制、协同攻关，以现代化重大创新工程聚焦国家战略制高点，着力提升我国综合竞争力，保障实现国家安全的创新发展体制安排。新型举国体制所面对的是市场经济、全球化和数字文明新的时代背景。

其一，新型举国体制超越了以往举国体制以政府行政性配置资源为主的情况，坚持技术与市场经济效益并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发挥统筹协调各方的主导作用，“政产学研用”相结合，形成部门、地方、全社会参与的格局，最大程度地调动、激发各方主体积极性。

其二，全球化不可避免地伴生着一定风险挑战，新型举国体制的突出优势在于能够更好地应对全球化挑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等国家或地区都曾经提出关于产业和科技发展的国家战略，使得它们在信息时代的高科技领域取得了领先地位。我国的新型举国体制正是通过集中力量和资源最大程度地发挥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优势，从而达到科技创新的目标。

其三，当今世界数字化高度发展，并逐渐与全球化形成了叠加效应，更容易形成系统性的重大风险。因此，需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内在优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既要深化对外开放，又要应对西方国家带来的各种挑战。可以预见，未来国家之间竞争的核心要素是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并且将更加直接和激烈。我国仍然处于“赶超型现代化”的历史情境中，依靠以动员式治理为关键机制的新型举国体制在国家重点项目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制定战略规划，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使国家科研资源进一步聚焦重点领域、重点项目、重点单位，彻底解决好关键技术上的“卡脖子”难题，是屹立于世界强国的“不二法宝”。

新型举国体制对于风险的承受、应对、化解是其他国家所难以比拟的。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政治体制、治理能力和风格、领导水平等方面的巨大缺陷。我国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尤其明显地体现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它与群众路线是互为表里的关系，是中国政治体制与国家治理的核心特质。在疫情防控中，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坚持全国一盘棋并精准施策，高度组织起全国范围内各级党组织、社区基层工作者和人民群众，形成有力的社会动员网络。得益于新型举国体制，中国抗疫行动取得了领先世界的巨大成功。同时，世界范围内的其他国家和民众也看到了西方以“适者生存”为逻辑的政治和社会发展模式所存在的巨大弊端。

顺应时代发展构建新型举国体制

虽然目前新型举国体制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我国的社会结构日益多元化。一个国家社会结构的变动会带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领域的根本性变革，难免出现新的矛盾和问题。毕竟原有举国体制是与新中国成立后的计划经济体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存在着科层制的僵化性、治理资源的不充分性、政府管理能力欠缺等问题，这些因素综合而成的治理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会阻碍改革的深化，亟待在新型举国体制下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完善。

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构建新型举国体制，我们必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促进市场与政府双向互动，高度重视各领域创新变革。其中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是重点，无论是从宏观布局还是微观管理上，都要不断推进市场环境和创新生态的完善。构建新型举国体制能够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以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从而凝聚社会最大共识，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作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邵鹏

原文责编|臧雪文司文君

新媒体编辑|臧雪文